三尺讲台存日月，一支粉笔写春秋。在第42个教师节到临之际，学院第六届“我和我的老师”主题征文活动圆满落幕。笔墨寄初心，文字叙温情，学生们以细腻真挚的笔触，记录朝夕相伴的师生点滴，诉说润物无声的师者温情，生动刻画了老师们深耕讲台、潜心育人、厚德笃行的动人形象，充分展现了学院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、履职担当、润物育才的崇高风范。一篇篇质朴暖心的文字，是学子对师长最真挚的告白，是纯粹师生情谊的美好定格，更传承了尊师重教、崇德向善的校园新风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品读本次征文活动部分优秀作品，在字里行间邂逅温暖师恩，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。

灯，一直亮着

致敬教师：鲍坚坚、王冶、方志勇、杨丹婷

（王强 25国贸D1班）

上大学前，我怕黑。

不敢一个人走夜路，害怕独处时的寂静。那时的我，像一只蜷缩在壳里的蜗牛，把怯懦当成天性，把依赖当作常态。我以为自己会长久地这样活下去——在别人的目光里寻找认可，在人群的缝隙中确认存在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有些人的出现，就是为了帮你把路照亮。

鲍坚坚老师为我点亮了第一盏灯，叫“你可以”。

鲍老师的《创业导航》是我大学的第一门选修课。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那个教室的感觉——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，讲台上的她正低头调试课件，抬头看见我们，笑了一下。

那笑容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我莫名其妙地觉得：这里，好像可以待下来。

她上课风趣幽默，从不吝啬对我们那些天马行空想象的肯定。有一次她让我站起来分享自己的分析，我讲完坐下，她欣赏地看着我，说了一句：“王强这次讲得真好。”

有些话像石子投入深潭，只泛起一圈涟漪；有些话却像种子落入土壤，无声无息，但后来长成了整片森林。

从那之后，我开始坐在第一排。不是刻意的努力，而是想去听她怎么把一个复杂的案例拆解得清清楚楚，想看她讲到兴起时眼睛里闪烁的光。期末我模仿她上课的严谨与幽默做了一次PPT汇报，她给了我100分。

100分不是数字。是她在我还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时候，替我先相信了。

后来她鼓励我参加“挑战杯”。我其实很慌，但每次想到她那句“讲得真好”，像在我的心里点亮了一盏小灯，就觉得——好像，我可以试试。

王冶老师给我点亮了第二盏灯，叫“别怕慢”。

如果说鲍老师给了我往前走的勇气，那王老师给了我往前走的底气。

我的英语基础不好。不是谦虚，是真的不好。别人五分钟读完的课文，我要十分钟；别人脱口而出的句子，我要在心里默念三遍才敢张嘴。

王老师是那种看起来严肃、但你越走近越觉得温暖的人。在他的课上没人敢跑神玩手机。说实话，我曾怨过他的严厉。有一次被当堂点名读课文，我磕磕巴巴读完，脸烧得发烫，被批评后坐下一整节课没敢抬头。直到后来备考四级，翻开模拟卷，那些他逼我们记过的单词一个个跳出来，像提前埋好的路标。我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他也会在课堂上忽然停下来，盯着某一行板书说：“这个是四级高频词注意记忆啊，”然后慢慢拓展，帮我们一步步扩充词汇量。

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：“我不奢望学生们觉得我好。只希望等他们毕业之后，能像我此刻感谢我当年的老师一样，觉得那份严厉是值得的。”

原来，一个老师可以这样想——不图你当下的一句谢谢，只图你多年后，成为更好的人时，能想起曾经有人逼过你一把。

上他的课，像撑着一艘小船在风浪里走。你以为自己在孤军奋战，回头一看，他一直在岸上，手里拽着绳。

方志勇老师为我点亮了第三盏灯，叫“慢慢说”。

方老师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：一个好老师，不一定只站在讲台上。

有次作业需要我采访所在学院书记15分钟。这听起来或许不算什么难事，但对我来说，去找方书记，开口说话、组织语言、面对一个成年人的目光不躲闪——这些都不是天生的能力。

采访那天我紧张得语无伦次，问一个问题要铺垫半天，说到一半又自己拐了弯。但方书记没有皱眉，没有催促，他只是安静地听着，偶尔点点头，等我挣扎着把话说完。

他陪着我，把那15分钟走完了。

我中间有几次停下来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不急。他就坐在对面，等我找到下一句话。

结束后，他根据我的表现给了几条建议，语气很平，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。但我知道，那15分钟里，他不仅仅是在接受采访——他是在用耐心，一点一点地把我的胆子养大。那种耐心，就像 一盏不晃眼的灯，静静地亮着。

走在校园里遇见他，他会像朋友一样打招呼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：他是老师，但你不怕他；他是朋友，但你还是敬他。

亦师亦友，原来是真的。

杨丹婷老师为我点亮了第四盏灯，叫“没关系”。

杨老师是我的辅导员。她信奉鼓励式教育，但我后来想明白了——不是她选择了一种教育方式，而是她这个人，就是这样温柔。

运动会的接力赛，我交接失误，我们学院只拿了第六名。跑完之后我站在操场边上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，自责，委屈，害怕交织在我的心头。

不是因为名次。是因为我旁边的大三学长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参加校园运动会，也是他大学第一次参加。可我们的金牌梦，碎在我手中。

我不知道怎么道歉，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。晚上发了条朋友圈，细数我的种种原因，杨老师看到我的朋友圈，没有长篇大论，说了一句：“停止内耗！已经很棒了！！！”

三个感叹号。她是真的在喊。

我是我们班班长，跟她沟通很多。她会在我犯错时说“没事的，下次注意呀”，会在你犹豫时说“你可以的，再试试看”会在我高效率完成任务时说“王强速度”，会在我登台展示时，悄悄拍下我的照片发给我。照片里我笑得很傻，但她说：“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她不是在我跌倒时才出现，而是一直都在。

认定一个人最好的方式，是想成为他。大学之前，我以为成长是变得强大、变得无所不能、变得不再害怕任何事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成长是变得温柔。是被足够多的善意托举过之后，也想伸出手去托举别人。

鲍老师让我知道，一句真诚的肯定可以照亮一个人的一整天、一整年、甚至一生。王老师教会了我，真正的严厉背后是更长远的温柔。在方老师身上我学到了，耐心本身，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。杨老师告诉我，当你跌倒的时候，有人轻轻说一句“没关系”，就是最大的力量。

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我想站上讲台，或者站在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地方。我想用我所学，去托举那些和我当年一样怯懦、迷茫、不敢走夜路的孩子。我想告诉他们：你怕黑，没关系，我陪你走；你走不动，我等你；你觉得自己不行，我先替你觉得你行。

上大学前，我怕黑，不敢一个人走夜路。

现在不怕了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多勇敢，是因为我知道——那些灯光一直都在。鲍老师的肯定、王老师的严厉、方老师的耐心、杨老师的温柔，像月光一样洒在我身上，温和且有力。

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已经变成了我走路时的底气。每一次犹豫，我都会想起那句“讲得真好”；每一次退缩，我都会想起那15分钟的耐心；每一次跌倒，我都会想起那三个感叹号。

教育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。它是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次等待、一句“没关系”。它细小到容易被人遗忘，又深刻到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

今年寒假，我回了趟高中母校，向班主任申请了十分钟，跟学弟学妹们分享大学生活。站在讲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和我当年一样怯怯的眼睛，我第一次没有躲闪。

走出校门时天已经黑了。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它不再蜷缩。而是笔直地，向着更深的夜色走去。

灯，一直亮着。而我也想，成为一盏灯。

授我以渔

致敬教师：陈祥槐

（石灏杰 23财政3班）

一张时间表

大学期间，我有幸遇到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导师——陈祥槐老师。陈老师指导我完成论文的这段经历，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“诲人不倦”，也让我在学术训练之外，收获了受益终身的教诲。

新学期伊始，陈老师便把我和几位同学召集到一起，为我们制定了一份清晰的论文进度安排：三月选定方向，四月完成大纲并修改完善，五月初完成初稿、修改打磨，五月底定稿。陈老师将三个月的时间划分得清清楚楚，每个阶段的任务都一目了然。“写论文不能靠临时抱佛脚，要有充足的时间思考、琢磨，才能写出有质量的东西。”陈老师的语气并不严厉，但那份从容与笃定，让我们心里都有了底。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，这张看似平常的时间表里，藏着陈老师的良苦用心——他不希望我们在慌乱中草草应付，而是让我们按照节奏，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。

三月选定方向的过程，陈老师并没有过多干涉。我结合自己对海宁经济情况的了解，提出了几个感兴趣的方向。陈老师耐心听完后，帮我逐一分析每个方向的可行性，最终引导我选定了“海宁市以旧换新政策效果研究”这个题目。他没有替我拍板，而是让我在思考中自己做出选择。这种被尊重的感觉，让我从一开始就对论文写作充满了主动性。

一个问题

四月完成大纲，是我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收获最大的阶段，也是让我最真切感受到导师教学智慧的一段经历。

我花了两周时间查阅资料、梳理政策，自认为准备得很充分，把大纲写得条理分明、框架完整。交给陈老师过目时，心里甚至有些小小的得意。陈老师翻看之后，没有急着评价，也没有直接指出问题，而是放下稿子，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你这份大纲把政策内容梳理得很清楚，但你想过没有，一项政策好不好，标准是什么？怎么用证据来说话？”

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问住了。我试着说了些自己的想法，但总觉得浮在表面，说不到点子上。陈老师并不着急，他举了一个浅显的例子：“假如你说一条街的餐馆生意变好了，光靠说不行，得有数据支撑——人流量涨了多少？翻台率有没有提高？顾客评价怎么样？做政策研究也是一样，你说一项政策有效果，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。”

见我若有所思，陈老师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给我推荐了几篇知网上关于政策评估的文献，其中有专门研究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的文章，让我回去认真研读。“你先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政策评估的，看看人家用了什么方法、怎么分析数据。看完之后，你再回过头来想自己的大纲该怎么调整。”

一次探索

那段时间，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啃文献。一开始读得很吃力，有些计量方法从未接触过，要反复看多遍才能理解个大概。但读着读着，思路渐渐清晰起来。我在关于减税降费的论文里，学习到作者如何使用“双重差分法”的研究方法，通过对比政策实施前后、实施地区与未实施地区的差异，能够较为准确地衡量出政策的净效应。我反复研读了这篇文章，又把相关的方法论教材找来对照学习，越看越觉得这个方法特别适合自己的选题——“以旧换新”政策不正是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评估吗？那种豁然开朗的兴奋感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带着新的思路，我重新修改了大纲。这一次不再是单纯罗列政策条文，而是设计了数据收集的框架，确定了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划分方式，明确了要使用的计量模型。再次交给陈老师时，他仔细看完后点了点头：“方向对了。你找到了研究问题的关键——不是描述政策是什么，而是回答政策效果怎么样。”接着他又追问了几个细节问题：海宁市的数据能不能支撑这个模型？数据的可获得性如何？对照组怎么选取更合理？在他的追问和引导下，我进一步细化了大纲中的技术细节，对即将开始的正式写作有了清晰的规划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陈老师指导大纲的整个过程，从来不是告诉我“应该用什么方法”，而是一步步引导我自己去发现、去学习、去判断。他推荐文献让我自学，在我找到方向后帮我打磨细节，在我遇到困惑时用提问启发思考。这种方式看似“绕了远路”，却让我真正理解了双重差分法的原理和适用条件，也让我学会了面对一个新问题时该如何寻找突破口。这种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，比任何现成的答案都珍贵得多。

一纸批注

五月初稿的写作，是在大纲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过程。因为有前期充分的准备，初稿写得比预想中顺畅。我按照陈老师之前的指导，认真整理了数据，跑了回归模型，写出了近一万字的初稿。交上去时，心里既有期待也有忐忑。

几天后，陈老师把批注过的稿子还给我。翻开一看，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意见。大到章节之间逻辑的衔接，小到某个数据来源标注的遗漏，每一条批注都具体到页数和段落，看得出他是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认真读过的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陈老师在批注中肯定了大方向和研究方法的运用，但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问题：文献综述部分条理不够清晰，需要重新梳理逻辑线索；结论部分的措辞有几处过于绝对，“做研究要留有余地，不能把话说满”；还有一个变量的定义不够准确，需要补充说明。这些意见没有一条是泛泛而谈，每一条都切中要害，让我清楚地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修改。

我按照批注认真打磨了一周，逐条对照修改，重新整理了文献综述的逻辑，调整了部分结论的表述，又补充了稳健性检验的内容。五月底再次提交，陈老师看过后终于点头：“可以定稿了。比初稿进步很大，看得出来下了功夫。”短短几句话，让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动。

一片冰心

如今回望这段论文写作的历程，我深深感到自己收获的远不止一篇近万字的文章。我从陈老师身上看到的，是一种真正把学生放在心上的责任感。他本可以用更省力的方式指导我们——直接指定选题、直接告诉方法、大笔一挥修改完事，这对他来说无疑轻松得多。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选择了一条更费心力、更花时间的路：用提问代替灌输，用等待代替催促，用细致入微的批注代替泛泛而谈的评价。因为他知道，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产出一篇论文，而在于培养一个会思考、能钻研的人。做经师易，做人师难，我的导师用他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“人师”——不仅传授知识，更在塑造人。

我从陈老师身上看到的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严谨和认真。一份本科生论文的初稿，他也要逐字逐句批阅，连一个数据标注的疏漏都不放过。这不仅仅是在对我的论文负责，更是在用行动告诉我：做学问也好，做其他事情也罢，态度二字永远是最重要的。你可以水平有限，但不能态度敷衍。这种严谨，不是写在教材里的教条，而是陈老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刻在我心里的准则。

我还从陈老师身上感受到的，是一种难得的耐心和信任。他在我提出不成熟想法时没有直接否定，而是给了我去文献中摸索、去试错的空间；他在我找到正确方向后没有居功，而是用一句“方向对了”把成就感留给了我自己；他在我犯错误时没有不耐烦，而是用红笔一个一个标出问题、一条一条写下建议。这种耐心的背后，是对学生成长规律的理解和尊重，是对每一个年轻人潜力的深切相信。

这就是我的导师，他用看似寻常的点滴，汇成了我求学路上最明亮的灯火，也让我真切理解了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这句话的深意。老师所传授的，从来不只是如何写好一篇论文；他所授的，是一种脚踏实地、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；他所解的，是一个年轻人在成长途中的种种迷茫与困惑。

师恩如山，不因其高峻，而因其沉稳厚重；师恩如海，不因其辽阔，而因其润物无声。能在求学路上遇到这样一位老师，是我大学时光里最珍贵的际遇。这份教诲之情，这份师生之谊，我将铭记于心，并以同样的踏实与认真走好以后的路，方不负老师的一番苦心与期望。